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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文中写道：沈阳掘堑十二层，皆深一人许，窄者可二人并肩，宽者可三人并肩。堑底插有尖木，落之洞躯必死。堑内间之地，复浚壕一层，壕内侧以一二十人始能抬起之大木为栅
就在这时候，游击将军祖大寿双手捧着一个木质的匣子来到他的面前，说道：“中丞，人犯已经正法了。人头就在里面，我给您放这儿？”他的面色如常，完全不因手捧人头而有丝毫异样，颇有几分荆轲奉樊於期头函的意思。
杨涟眉头一挑，沥干狼毫上的墨水，然后将毛笔放下。他站起身，拿起桌面上的一个包裹，走到祖大寿的面前，说道：“打开。”
“是。”祖大寿抽开挡板，一个被细盐埋得只露出头顶和前额的脑袋就这么露了出来。
“要拿出来吗？”祖大寿又问。
“不必了，合上吧。”杨涟凭着头顶和前额的特征已足以辨认其真伪了。
祖大寿默默点头。等他将挡板重新合上，杨涟便将那个包裹递给了他，并道：“这里装着本案所有的口供，和我写的奏疏，你把它们和人头一起送到辽阳去，亲手交给熊左堂。记住，是亲手。”
“我？”祖大寿一手托着头函，一手提着包裹。
“对啊。”杨涟点头道：“这很重要，不能出任何闪失，别人去我不放心。”
祖大寿憨然一笑道：“嘿嘿。我当然不会有任何闪失。但这样就没人守着您老了。”
“我就留在沈阳，哪里都不走。”杨涟笑道。
“好。我现在就去。”祖大寿转身离开。
看着祖大寿远去的背影，杨涟暗自叹了口气。他知道，这颗人头一旦送到北京，势必在朝里掀起一场巨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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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中卫银库，昨天运到的银钱赏物，已经分两批堆放在院子里了。左边那批小箱子里装着的是皇帝发给各级军官的犒赏，这已经完全清点出来了。只等一个签字，就能直接送到对应军官的家里。
右边的十数个大箱子里则分装着积欠已久的首功银。首功银也出得差不多了，只差最后几口小箱子没装。衙役们在院子里忙碌，而孙传庭则负着手在不停地晃悠着。
大明朝没有专门的，从中央到基层的，成体系的后勤管理机制。一般来说，朝廷发饷、发赏是只管验和发的，只要勘验无误走完流程，按规定把东西从仓库里提出来，发出去就是。银子到营之后，具体怎么发，到没到基层小兵的手里，朝廷通常是不管，也管不过来的。毕竟两百多年下来，一个边镇算上挂都察院衔的督、抚、按、道，以及挂户部衔的管粮、管饷官，九边十三镇也就那么些文官，他们精力有限，能下指标掌总就不错了。
这当中的模糊性，就滋生了大量的贪污、腐败与私相授受。如果督、抚、按、道等高级文官，与地方武将朋比狼狈，沆瀣一气，真是能把朝廷满得死死的。
在以赵楫为代表的文官、以李成梁为代表的武官，以及以高淮为代表的宦官的轮番摧残下，辽东几乎变了一块儿烂地。
熊廷弼在巡按辽东时就曾上疏说，“抚、镇、道、府以下既打成一片，巡方使者复相与猫鼠，书承、门舍皆虎翼而飞食人。”
当年，他就和宁前道兵备副使马拯，一道将辽东的官场风气痛整了一番。
史载，一日而拿数十人，戍六人，徒二十余人。革，承差七十余人，舍人三十余人。辽东一时“风纪大振”。
但没有从上到下的制度性改革，这样的振刷注定是偶然且短暂的。万历三十九年，熊廷弼卸任巡按。那些被他弹罢的官员，经过李成梁的活动，大多又恢复了任职。辽东的屯事，武备皆遭到了重大的破坏，辽地速复糜烂。
熊廷弼上任经略之后，一面砍人，一面疏请皇帝换人，而万历皇帝亦全然应允。于是辽东的文职系统迎来了一次洗牌式的大换血。抚、按改易，兵宪缺补。
在辽东面临生存性的威胁时，敢来辽东和熊廷弼搭班子的文官，都是有血性而不图利的。在他们的主持下，各卫所文职的军官被压制得即使能贪敢贪，也无法大贪明贪了。
像广宁、海州、辽阳、沈阳这种有文官长驻的地方，指挥与后勤系统更是被完全切分成了两半。当地所有粮饷、赏赐、武备必须要有文官的签字才能发放。
“孙主事，都好了。”仓大使捧来最后的出纳单以及一支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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