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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常洛斜下瞥去，正对上少年皇子热切的眼神。朱常洛无声一笑，问道：“诸卿以为，刘卿所谏，然否？”
他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停留了一会儿。但一直没有人说话。
最后，内阁次辅叶向高站了出来。“臣以为，刘阁老所言极是。大明之弊、朝廷之患，实在民伤。”可说完这句，他立刻调转话锋道：“但就像方首辅先前所说的那样，事要一件一件的做。清田丈地、厘清人丁、均平赋役，这些都是一动而天下骚的大事情，不应草决而率行。”
“嗯。说得有理，那就先这样吧，朕知道了。”虽然朱常洛被刘一燝狠狠地惊艳了一把，但他认为，现在还没到搞全国性丈田清丁的时候。虽然可以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性质的丈田，但朝廷的精力有限，他还有别的事情想做。“还有其他的奏议吗？”
“臣”刘一燝还想说话。但被皇上给制止了。“好了，这个事情以后再说，刘卿先退回去吧。”
刘一燝只感觉有一股淤气塞在自己的胸口，但皇上不点头，说什么都没用。最后，他只能叩首回答：“是。”
“臣有本奏。”徐光启浅浅地睨了刘一燝一眼。等到刘一燝退回原位后，他才出来奏事。
“说吧。”朱常洛点点头。
“臣以为，无论是方首辅所谏之裁冗，还是李户部所谏之督税，抑或是刘阁老所言之均平，都是在我大明国内想法子开源或是节流。”徐光启先对此前三人的谏言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与评价，然后说：“但臣觉得，可以将目光投向大明以外的地方，通过与海外诸国洋商进行官、私海贸，获得商利以及关税，用以补充国用。”
“徐礼部，你这是老调重弹。”徐光启的话刚说完，李汝华就跳出来反对了。“隆庆元年，庄皇帝就已经下旨开关了，可国用也没怎么增加。”
整个明代，国际贸易从未被认为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。明初，只有“朝贡”这一种贸易方式，所谓“海外诸国入贡之时，方许朝贡使团进行商品买卖。”
洪武和永乐时期，为了显示对外藩小国的慷慨，以展现天朝上国的威仪，朝廷的政策往往基于“怀柔远仁”“薄来厚往”这样的原则。也就是不抽分、不征税，还给大量的回馈。
比如，洪武二年规定，“朝贡使臣附带蕃货，欲与中国贸易者，官抽六分，给价以偿之，仍除其税”。也就是说，朝廷拥有购买朝贡使团六成商品的权利。但这个所谓的“购买”实际上就是“赏赐”，因为朝廷往往会以商品价格五到六倍之多财货回馈给使团。还会给使臣本人以丰厚馈赠和高规格的招待。
靖难后，尽管成祖施行了“谴郑和六下西洋”这样积极的对外政策。但在海贸方面仍然沿袭了不征税的做法。甚至说“今夷人慕远而来，乃侵其利，所得几何，而辱大体多矣”。
只许朝贡不许私贸的情况，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。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，海禁才有所放松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嘉靖皇帝仙逝之后。隆庆元年，在福建巡抚谭纶的积极倡导下，舆论普遍认可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因果关系。
为了避免东南地方再生倭乱，穆宗庄皇帝宣布解除海禁，调整海外贸易政策，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，并开放福建漳州府之月港以通商。
不过，这个口子开出来之后，大明官方得到的收益却非常少，而且北京中枢是根本没有获利的。
月港开港当年，征银六千两，留充福建军饷。万历二十二年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，朝廷关闭月港。直到万历四十三年，月港才被重新开放，并计划每年征收二万七千余两白银，仍充福建军饷，北京半个铜板都收不着。
而且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是隆庆元年的六千两，还是万历四十三年的二万七千两，都和白银大规模入华的现实是完全脱钩的。隆庆开关之后，流入中国的白银以亿两计，真要俱实征税，绝不止这个数。
尽管徐光启不知道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，可即便只从表象切入，也还是很有说服力了：“臣与海外洋儒有交，洋儒对臣说，澳门及福建海面上千料大船，络绎不绝，近海小舟，更是不可胜计。故臣敢断言，国用之不增，不在于海贸无利，而在于海贸之利都让沿海的富商巨贾，以及从海澄县衙到福建藩司的贪官墨吏给攫取了。”
“说说具体的建议吧。”朱常洛颔首。
“臣以为，应当闭月开天。”徐光启解释道：“也就是关闭福建海澄的月港，并开放天津作为新港。”
“以天津卫辖之？”朱常洛问道。
“臣以为，不然。天津三卫腐朽不堪，应当裁撤三卫，并设立由朝廷直辖的天津府。并派遣能员干吏以督之。”徐光启回答道。
“你疯了不成！？”李汝华又跳出来反驳道：“天津可是京畿重地，在这个地方撤卫设府，开港通商，你是想在京师重现东南倭乱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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