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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万历四十八初，熊廷弼便将位于辽阳的经略行辕，搬到了更靠近建奴势力的沈阳。
熊廷弼，湖广江夏人，万历二十六年以三甲第一百十五名获赐同进士出身。
熊廷弼第一次进入辽东是十二年前的万历三十六年。当年八月，熊廷弼经过考选，升为试监察御史，分管浙江道。但熊廷弼上任浙江道御史仅十天后，便在浙党的暗中操作下被廷推为辽东巡按。
在当时，巡按辽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苦差事，人人避之而不及，更何况是从江浙富庶之地调去辽东苦寒之所。但熊廷弼“有志四方，喜谈陈汤、傅介子之事，每愤蓟、辽之间虏众骄横”，因此不顾友人劝告，毅然出关巡按。
他在辽东的几年中，杜馈遗，核军实，按核将吏不事姑息，风纪大振。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因为朝堂上似乎永无休止的齐、楚、浙三党之争和他率直火爆的脾气，熊廷弼数度沉浮，最终于家中闲赋。
直到万历四十六年，努尔哈赤以“七大恨”告天，起兵攻明，事情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。当时，被认为颇知辽东兵事的杨镐起为辽东经略。朝廷本想同时起用此前巡辽有功的熊廷弼为监军。但杨镐之前任辽东巡抚时，就与时任巡按的熊廷弼不和，所以出面阻止了此议。
这次阻碍是熊廷弼的幸运，因为在皇帝、内阁、朝中舆论的共同推动下，萨尔浒之役是一定要打，同时又是一定打不赢的。
明年三月，萨尔浒惨败的消息震动京师，群臣纷纷建议起用熊廷弼。于是，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，神宗拜熊廷弼为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，宣慰辽东军民。
熊廷弼于四月十二日接到圣旨离家北上。六月，开原沦陷，言官纷纷上书弹劾杨镐。杨镐被罢，朝廷才于六月二十二日正式任命熊廷弼代替杨镐，经略辽东。
熊廷弼尚未离京时，上疏向神宗皇帝分析辽东的形势，称：辽左为京师肩背，欲保京师、欲保河东（辽河以东），开原必不可弃。今开原破、清河弃、庆云掠、辽西围，铁岭、懿路数城居民逃亡。唯独辽阳、沈阳孤立于河东，难以守御。然而，不守辽沈必不能保辽东，不复开原，必不能保辽沈。
为此，熊廷弼请求神宗“备刍粮，修器械，毋窘臣用，毋缓臣期，毋中格以沮臣气，毋旁挠以掣臣肘，毋独遗臣以艰危，以致误臣、误辽，兼误国也。”
神宗深以为然，立即降旨：“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，应用兵马、器械、钱粮、刍豆等项，着各衙门火速处办，刻期齐备，勿得借口缺乏，致误军机。”
熊廷弼在得神宗如此器重的情况下出山海关，可以说是踌躇满志，然而形势丝毫不容乐观。他还没到辽东，铁岭宣告失守，沈阳及各城堡军民迅速逃散，辽阳人心惶惶。
八月初，熊廷弼进入辽阳，开始整顿军务，并劝逃亡者回归。甫一接任，熊廷弼便斩杀逃将以祭奠死节将士，先后杀贪将陈伦，罢免总兵李如桢，以李怀信代替。与此同时，熊廷弼还亲自监督军士建造铲车、火器，疏浚城壕并加固城墙，做好了与建奴长期对峙的打算。几个月后，辽阳守备大固。辽东地方也再无城池陷落。
辽东的实际情况让他看清了漫谈恢复、贸然进剿显然过于草率，只能固守维稳，以守代战。为了挡住建奴正盛的进攻势头，熊廷弼上疏神宗，向皇帝主张“步步为营，渐进逼近”的战略。用结硬寨，打呆仗的方式将逐步挤压建奴的活动空间，让他们抢无可抢、掠无可掠。
但固守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艰难，建奴有兵十万，那么官军就应有十八万才能稳住局势。然而熊廷弼走马上任时，辽东只有官军八万，光在数目上就不占优势，而且这些官军以老弱居多，还需简汰，不能作为实数。
为了补足这十八万战兵，朝廷每年需要向辽东拨发白银三百二十四万两、米粮一百零八万石、马豆九十七万石。
从当时的战略态势来看，熊廷弼决定固守无疑是十分正确的。被萨尔浒惨败打醒了的神宗朱翊钧也认可了熊廷弼的判断，批示：“审度贼势，分布战守方略，颇合机宜。防守既固，徐图恢复进剿，尤是万全之策。”
神宗不仅口头上对熊廷弼予以支持，也在行动上尽可能地给熊廷弼以需要的东西。不过，神宗还是没舍得花他自己的钱就是了。
辽东兵事兴，骤增饷三百万。汝华累请发内帑不得，则借支南京部帑，括天下库藏余积，征宿逋，裁工食，开事例。而辽东巡抚周永春请益兵加赋。自此，向天下加派辽饷便成了常事。
天下如何暂且不提，至少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，熊廷弼经辽一年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不仅辽阳颓城整修一新，逃亡人民纷纷回归，而且原先遭到战争威胁的奉集、沈阳两座空城，如今俨然成为重镇。
万历四十八年，朱翊钧人生的最后几个月，神宗虽身患重病，但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，别人的奏疏可以不看，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，而且无不一一批答。在负累天下，君臣互信的情况下，辽东得以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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