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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其次，就全国而言夏收所得其实要少于秋收，故夏税所得亦少于秋税，夏税加秋税也不能简单地乘以二。

    再加上一些地方发生天灾，田地颗粒无收不说，还需要朝廷投入钱粮救灾、补贴。

    最后，藩属、玉米、高粱等作物，是没水稻、小麦那么值钱的。

    所以，朝廷一年通过耕地所得税入都未必有6亿两白银的一半。

    可即便是田赋税入真有3亿两，朱媺娖做梦都要笑醒了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除去粮食运输的损耗，以及朝廷手中粮食价格实际低于市价不少（实际按一两一石算），全国耕地的实际税入还要再减少个三分之一左右。

    然后地方官府还要截留部分，真正上交朝廷中枢的可能只有七成左右。

    这么一算，朝廷通过耕地实际所得税银也就1.5亿两左右。

    估算到这里，朱媺娖就想到了此前大明的最高税入，是在万历六年，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初见成效之后。

    她翻看资料，发现这一年大明的田赋税入为2080万两，加上其他方面的税入，当年的总财政收入为2650万两。

    只算田赋的话，如今大明每年所征得的是万历六年的7倍有余！

    随即朱媺娖脑海中便浮现两个问题：

    为什么会多出这么多？

    首先，大明如今废除了卫所制，将当初军屯体系下的400多万亩田地都划给户部管辖了。再次，朝廷清查出了不少隐田。

    也即是说，万历六年的田赋是在700多万顷的耕地基础上所得的。而她刚才所算得的数据则是在1350万顷耕地基础上所得。

    这就至少该翻两倍。

    其次，如今朝廷所定的田赋正税十税一，是高于万历时期的——当时大明各省平均下来大概是三十税一多点（0.038）。

    当然，实际还有许多苛捐杂税，百姓每年需要交纳的各种钱粮是超过如今的（一条鞭法设想的内容是挺好，但其实好多内容都没落实下去，连清雍正那次都没能完全落实，所以大多数地方苛捐杂税、徭役等都还存在）。

    而昭武朝就是十税一，没有其他苛捐杂税，连徭役都废除了，官府做工程需要雇人。

    这等于是将其他苛捐杂税、徭役等都并入了正税一起征收，且落实得很好。

    再加上粮食增产，吏治清明，官府积极应对天灾，工商业大发展，赚钱机会增多，百姓生活实际比万历年间要好上一大截。

    问题是，万历时朝廷所得税入主要是正税，其他苛捐杂税不是地方用了，就是在无形中消耗了，或是根本就没有转化为银钱显示在账面上。

    所以，这里就让昭武时期的田赋税入比万历时期又高出个两三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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